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在医院陪床整整三年，送走了十一个人。有的是我亲戚，有的是我花钱接的活儿。三年时间，我见过太多人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也见过太多家属在走廊里哭得站不起来。可我发现了一个规律，一个让我心里发凉的规律——那些走得安详的，脸上带着笑意的，都是同一种人。
我叫赵大勇，今年四十二，老家在河南周口下面一个小县城。原来在工地上开塔吊，一个月能挣七八千。后来塔吊出事，我命大没死，右腿落下了毛病，走路有点跛，爬不了高了。媳妇跟人跑了，留下一个闺女跟着我。那时候闺女刚上初中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我不能闲着。
说起来也巧，我一个远房表叔在县医院当保安，有一天跟我说，医院里有些家属忙不过来，想找人帮忙陪床，一天给两百块，管饭。我一听，这活儿我能干啊，不就是守着病人吗，又不用出大力气。表叔就给我介绍了第一个活儿，照顾一个脑溢血的老太太。
老太太姓刘，七十多了，儿子在外地做生意回不来，儿媳妇倒是来过两次，每次待不到半小时就走。我接活儿那天，老太太已经昏迷三天了。她儿媳妇跟我说，你就守着，有啥情况叫护士，一天两百，日结。我点头应下来，心想这钱好挣。
可第一天晚上我就后悔了。
老太太半夜突然开始哼哼，声音不大，但在空荡荡的病房里听着特别瘆人。我赶紧开灯去看，她眼睛还是闭着的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像是在说什么。我把耳朵凑过去听了半天，才听清楚她在叫一个名字，好像是“小军”。我按铃叫来护士，护士看了看说正常，病人无意识的呓语，不用管。
可我管不了自己。老太太叫了一夜“小军”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到天亮的时候，停了。
医生来检查，说人已经走了。我站在旁边，看着护士把白布盖上去，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。老太太的儿子赶回来的时候，人已经送进太平间了。那个儿子跪在病房门口哭得撕心裂肺，嘴里喊着“妈我来晚了”。我在旁边站着，手里还攥着老太太喝水的杯子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人走。老太太走的时候脸上什么表情？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发现她的眉头是皱着的，嘴唇抿得很紧，像是有什么话没说出来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小军是她儿子的小名。老太太到死都在等儿子回来。
这活儿干了一次，我心里头堵得慌，想着不干了。可闺女要交学费，家里要开销，我咬咬牙，又接了第二个活儿。
第二个是个老大爷，姓周，肺癌晚期。周大爷有三个孩子，两个闺女一个儿子，轮班来照顾。请我是因为有一天三个人都有事，让我顶一天。
周大爷瘦得皮包骨头，眼窝深深地陷下去，但精神头还不错，能说话，能自己喝粥。我去的那个下午，他靠在床上看窗外，忽然跟我说，小伙子，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？
我愣了一下，说不知道。
周大爷笑了笑，说他也想了一辈子没想明白。他跟我说起他年轻时候的事儿，说他在供销社上班，那时候多风光啊，啥东西都要票，他手里有票，谁见了他都客客气气的。后来供销社垮了，他下岗了，开过小卖部，蹬过三轮车，把三个孩子拉扯大。现在孩子们都成家了，他也该走了。
我说您别这么说，好好治，能好的。
周大爷摆摆手，说不治了，治了也是白花钱，让孩子们背债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，像是在说明天吃什么菜一样。
那天晚上，周大爷忽然呼吸困难，医生抢救了半个小时，没救回来。他的三个孩子赶到的时候，周大爷已经走了。两个闺女哭得不行，儿子红着眼睛在走廊里走来走去，拳头攥得死紧。
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周大爷走的时候，眼睛是睁着的，嘴巴微微张着，像是还有话要交代。他儿子后来跟我说，他爸一直想把老房子过户的事情说清楚，可每次一开口，三个孩子就打断他，说爸你别想那么多，好好养病。周大爷到最后都没能把话说出来。
我心里头更堵了。
可我没想到，这份活儿后来会成为我的营生。
表叔在医院干得久，认识的人多，知道谁家需要陪护，就给我介绍。慢慢的我发现，这活儿还挺抢手。县医院里好多病人家属都在外地打工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就需要有人先顶着。有的家属有钱，一天给三百五百的都有。我一合计，干脆就把这当成正经营生了。
我印了名片，上面写着“专业陪护，二十四小时在岗，有经验，价格公道”。表叔帮我在医院各个科室发，慢慢的活儿就多了起来。有时候一个月能干二十多天，比在工地上挣得还多。虽然累是累了点，但不用风吹日晒，腿也不怎么受罪。
三年时间，我在这家县医院里送走了十一个人。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什么病都有。每送走一个，我都会仔细观察他们最后的表情。时间长了，我真的发现了一个规律。
走得痛苦的，脸上拧巴着的，都是心里头有事没放下的人。有的惦记着儿女，有的惦记着老伴，有的惦记着一笔账没要回来，有的惦记着一句话没来得及说。他们走的时候，脸上都带着一种不甘心，像是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就被拽走了。
可走得安详的，脸上带着笑意的，或者是平平淡淡像睡着了一样的，都是同一种人——都是那种心里头没有什么遗憾的人。准确地说，是那种在活着的时候，想做的事做了，想说的话说了，想见的人见了，心里头没有挂碍的人。
我这三年见过的走得最安详的，是一个叫孙桂兰的老太太。
孙桂兰是去年秋天住进来的，肝癌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。她闺女在外地，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，医院就让先请个陪护。表叔找到我，我就去了。
孙桂兰六十八岁，个子不高，年轻时候应该挺好看，眉眼之间还能看出来当年的模样。我进去的时候她正靠在床上织毛衣，手有点抖，但织得很认真。
我说阿姨您好，我是赵大勇，来照顾您的。
她抬起头冲我笑了笑，说麻烦你了小赵。那笑容很平和，一点都看不出是得了绝症的人。
孙桂兰是我见过最特别的病人。她从来不难为人，自己能做的事情绝不麻烦别人。我给她打饭，她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，说不能浪费。吃完还要自己收拾碗筷，我拦都拦不住。
白天不打针的时候，她就靠在床上织毛衣，一针一线织得很慢，但不停。我好奇问她给谁织的，她说给闺女织的，闺女在深圳打工，那边冬天虽然不冷，但过年回来的时候老家冷，得有一件厚毛衣。
我说您闺女知道您住院了吗？
孙桂兰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，说知道了，正往回赶呢。
那天下午，孙桂兰忽然跟我说，小赵，你帮我个忙，我想洗个头。
我说行，我去打热水。
我扶着她在卫生间洗了头，又帮她吹干。她对着镜子梳头发，梳得很仔细，一根一根地拢到后面去。我看着她的样子，忽然觉得有点心酸，因为我想起了我妈。我妈走的时候才五十多岁，突发心梗，一句话都没留下。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着。
孙桂兰从镜子里看见我的表情，问我怎么了。我说没事，就是想起我妈了。她拍了拍我的手背，说好孩子，你妈在那边肯定过得不错，有你这么孝顺的儿子惦记着。
就这么一句话，我差点没忍住。
孙桂兰的闺女是第二天中午赶到的。她闺女叫周敏，三十多岁的样子，黑黑瘦瘦的，一看就是在外面吃了不少苦。她一进病房就哭了，跪在床边抱着孙桂兰的腿，说妈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。
孙桂兰摸着她的头发，说不哭不哭，妈不是好好的吗。
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头酸酸的。想出去给她们母女俩留点空间，孙桂兰叫住我，说小赵你别走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
我说您说。
她让周敏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递给我，说这是这两天的陪护费，谢谢你照顾我。
我赶紧推辞，说周敏回来了就不用我了，这钱我不能收。
孙桂兰把钱塞到我手里，说拿着，这是你应得的。然后又跟我说，小赵，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。
原来孙桂兰想让周敏回家一趟。她说家里院子里的石榴熟了，再不摘就烂了，还有鸡要喂，还有几件衣服要收进来。周敏死活不愿意走，说妈你都这样了我哪能离开。孙桂兰就劝她，说妈又不是明天就走了，你先回去把家里收拾收拾，收拾好了再来。
我在旁边听着，觉得孙桂兰是故意要把周敏支开。果然，周敏走了以后，孙桂兰靠在床上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跟我说，小赵，你帮我个忙，去把医生叫来，我想问问我还有多长时间。
我愣住了，说阿姨您别这么想。
孙桂兰摆摆手，说你不用瞒我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。我想问清楚了，好安排后面的事。
我拗不过她，去把主治医生叫来了。医生很年轻，大概三十出头，戴个眼镜，说话斯斯文文的。他听了孙桂兰的问题，犹豫了一下，说孙阿姨，这个时间不好说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。
孙桂兰看着他，说医生，你不用跟我打马虎眼，我活了大半辈子了，什么话都能听。你实话告诉我，我心里好有个数。
医生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孙桂兰，最后还是说了。他说按目前的情况，乐观估计还有三个月左右，如果病情发展得快，可能更短。
我以为孙桂兰会哭，会崩溃。可她没有，她只是点了点头，说谢谢你医生，我知道了。
医生走了以后，病房里安静了好一会儿。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孙桂兰反而先开口了，说小赵，你帮我把柜子里的那个布包拿出来。
我找到布包递给她。她从里面掏出一个旧式的记账本，翻开给我看。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有日期，有数字，还有一些简单的备注。
孙桂兰跟我说，这是她这辈子攒的钱，一共十二万多一点。大头是老伴去世时候留下来的，还有一些是她这些年养鸡种菜卖的钱。她翻到最后一页，上面写着两行字，一行是“敏敏买房首付”，旁边写着“十万”，另一行是“我自己用”，旁边写着“两万”。
她指着那个“两万”跟我说，这就是她最后要用的钱，够办后事了，不用周敏花一分钱。
我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那个记账本，觉得沉甸甸的。十二万块钱，在现在这个年代不算多，可这是一个农村老太太一辈子的积蓄。她把大部分都留给了闺女，只给自己留了两万块钱办后事。
孙桂兰把本子收起来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写了一些字。她说这是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，让我帮她看看还漏了什么。
我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写着：一、把石榴摘了，给左邻右舍分分。二、把鸡杀了冻上，留给敏敏过年吃。三、给敏敏把毛衣织完。四、去给老伴上个坟。五、跟几个老姐妹说一声。六、把后事安排好，不给孩子添麻烦。
六件事情，写得清清楚楚。我看着这些字，忽然觉得鼻子一酸。一个人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第一反应不是害怕，不是怨天尤人，而是想着怎么把剩下的日子安排好，怎么不给孩子添麻烦。
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想起孙桂兰写的那六件事，想起她说话时候平静的语气，想起她说“够办后事了”时候的样子。我活了四十多年，见过太多人为了钱争得头破血流，见过太多人临死都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。可孙桂兰不一样，她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，就好像是要出趟远门，交代一下家里的事一样。
第二天一早，周敏就来了。她带了自己熬的小米粥，非要喂给孙桂兰喝。孙桂兰喝了几口，说味道好，又问周敏家里收拾了没有。周敏说收拾了，石榴也摘了，给左邻右舍都分了，鸡也杀了冻在冰箱里了。
孙桂兰听了，点点头，又问毛衣呢？
周敏从包里掏出那件没织完的毛衣，说妈你别织了，我不冷。
孙桂兰没理她，接过来继续织。手抖得比前两天厉害了，但还是一针一针地织，很慢很稳。周敏在旁边看着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又不敢出声，怕打扰她妈织毛衣。
那几天，周敏天天来医院。白天陪着孙桂兰说话，晚上就在陪护椅上凑合睡一会儿。孙桂兰的精神头却一天不如一天了，吃的东西越来越少，人也越来越瘦。但她还是坚持织那件毛衣，每天都织几针。
有一天下午，孙桂兰忽然跟我说，小赵，你帮我个忙，我想去给我老伴上个坟。
我说您现在这个身体，医生肯定不会让您出去的。
孙桂兰说她知道，所以想让我帮她找个轮椅，偷偷推她出去，两个小时内就回来。
我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答应了。我找护士借了个轮椅，趁着下午护士交班的时候，偷偷推着孙桂兰出了医院。周敏那天正好去给她妈买生活用品，没在。
孙桂兰老伴的坟在县城外面的公墓里，离医院大概四十分钟车程。我打了辆车，把轮椅折叠了放后备箱，扶着孙桂兰坐进去。一路上她靠在车窗上往外看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看着外面。
到了公墓，我推着她找到她老伴的墓碑。孙桂兰让我把她推到墓碑前面，她伸手摸了摸碑上的字，开始说话。
她说，老头子，我快来找你了。你走了八年了，我一个人在家过得还行，闺女也出息了，在深圳上班呢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把啥都安排好了，不会给闺女添麻烦的。你等着我，我很快就来了。
她说话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吵醒谁一样。我在旁边站着，偷偷抹了一把眼泪。
孙桂兰说完，又让我把轮椅转过来，面对着墓碑，她坐在那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说走吧小赵，回去了。
那天回到医院，护士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，说我不该私自把病人带出去，万一出了事谁负责。我一个劲儿地赔不是，说都是我的错。孙桂兰在床上听到了，冲护士长喊，说别骂小赵，是我自己要去的，跟他没关系。
护士长没办法，摇摇头走了。
这件事过去以后，孙桂兰的身体就明显不行了。医生悄悄跟周敏说，可能就这几天了，让她做好准备。周敏哭了一场，但擦干眼泪回到病房的时候，脸上还是挂着笑的。
那几天，周敏一直守在孙桂兰身边。孙桂兰清醒的时候就跟她说说话，说小时候的事，说她爸的事，说邻居的事。周敏听着，时不时应一声，就像小时候听妈妈讲故事一样。
有一天晚上，孙桂兰忽然精神好了很多，能坐起来了，还喝了大半碗粥。周敏高兴得不行，以为她妈好转了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这可能是回光返照。
果然，喝完粥以后，孙桂兰让周敏把那件毛衣拿过来。毛衣已经织好了，浅黄色的，厚实柔软。孙桂兰把毛衣叠得整整齐齐的，放到周敏手里，说敏敏，妈只能给你留这么多了，你别嫌弃。
周敏抱着毛衣哭得说不出来话。
孙桂兰又转过来看我，说小赵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。你是个好人，以后会有好报的。
我说阿姨您别这么说，应该的。
那天夜里，孙桂兰走了。
她走的时候很平静，就像是睡着了一样。周敏趴在她身上哭得撕心裂肺，护士和医生都来了，我在旁边站着，看着孙桂兰的脸。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，眉头是舒展的，嘴唇是自然合拢的，整个人安详得让人不敢相信她已经走了。
那是我见过走得最安详的一个人。
孙桂兰的后事是周敏按照她妈生前交代办的，从简，不铺张，不请乐队，不放炮，骨灰埋在她爸旁边。周敏跟我说，她妈连遗像都提前准备好了，装在信封里，放在那个布包的最底层，上面写着“敏敏，妈妈爱你”。
处理完孙桂兰的后事，周敏要回深圳了。临走之前她找到我，塞给我一个红包，说是一点心意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两千块钱。我赶紧还给她，说太多了，我不能要。
周敏说赵哥你收着吧，我妈走之前特意交代的，说她走了以后让我好好谢谢你。她说你是个好人，让她最后这段日子过得很安心。
我拗不过她，收下了。但心里头不是滋味，感觉自己也没做什么，就是推着她去了一趟公墓，陪她说了几天话，帮她打过几回饭。这些事在别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，可在孙桂兰眼里，却值得她女儿专门来感谢我。
周敏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在医院门口站了很久。我在想孙桂兰这个老太太，想她写的那六件事，想她给她闺女织的那件毛衣，想她在老伴坟前说的那些话，想她最后那张安详的脸。
我终于明白了，孙桂兰为什么走得那么安详。因为她在临走之前，把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做了，所有想说的话都说了，所有想见的人都见了。她没有遗憾，没有牵挂，心里头干干净净的，所以她能走得那么平静。
再回过头去想我之前送走的那些人，每一个走得痛苦的，心里头都藏着没放下的事。刘老太太到死都在等儿子回来。周大爷到死都没能把老房子的事交代清楚。还有一个姓王的中年男人，心梗没救过来，走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他媳妇后来跟我说，他那天早上还跟她吵架，说了一句“你等着”就出门了，然后就再也没回来。他到死都没能跟媳妇说一声对不起。
这些人的脸上，都带着一种不甘心。他们的人生还有没完成的事情，还有没解开的心结，还有没放下的人。所以死神来了的时候，他们不肯走，可又不得不走，那种挣扎就留在了脸上。
可孙桂兰不一样。她把自己的人生捋得顺顺当当的，该交代的交代了，该做完的做完了，该放下的也放下了。她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就好像收拾好行李准备出远门，回头看了一眼干干净净的屋子，然后放心地关上门走了。
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头忽然很不是滋味。我想起我自己，想起我跟前妻的那些事。我跟她离婚五年了，这五年里我们除了说闺女的事，几乎不联系。离婚时候的那些气话，那些伤人的话，到现在都还堵在心里头。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我会想，要是哪天我突然死了，我是不是也跟那个姓王的男人一样，到死都带着遗憾走？
还有我妈。我妈走的时候我还在工地上开塔吊，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这个，后悔没有在她活着的时候多陪陪她，多跟她说说话。她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我有好多话想跟她说，可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回家以后给闺女打了个电话。闺女在县城上高中，住校，平时周末才回来。电话接通了，闺女说爸啥事啊。我说没事，就是想你了，想听听你的声音。闺女在那边笑了，说爸你今天咋了，是不是又喝酒了。我说没喝酒，就是忽然想跟你说说话。闺女说行啊，那你说。我拿着电话想了半天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最后就说了一句，你好好读书，别像爸一样没出息。闺女说知道了知道了，我挂了，要上晚自习了。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忽然觉得很孤独。这些年我一个人带着闺女过日子，虽然嘴上说习惯了，可心里头还是觉得空落落的。特别是干了陪护这行以后，天天看着别人生离死别，更容易想起自己的事。
我那个跑了的媳妇，我其实早就不恨她了。当年的事也不能全怪她，我那时候在工地上干活，一个月回不了两次家，家里啥事都是她一个人扛着。后来我腿瘸了，挣的钱少了，她扛不住了，就走了。走的时候把家里的钱都带走了，只给我留了闺女。那时候我恨她恨得牙痒痒，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绝情的女人。可这些年过去了，我慢慢想明白了，她也是没办法，谁愿意跟着一个瘸子过苦日子呢？
要是哪天我死了，我是不是应该见见她，把我心里这些话告诉她？不是为了复合，就是想让彼此心里都舒坦点，不留遗憾。
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就再也压不下去了。
我翻出她的电话号码，那个号码我存了五年从来没打过。我犹豫了很久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抽了好几根烟，最后还是按下了拨号键。
电话响了很久，我以为她不会接了，正准备挂的时候，那边传来了她的声音。
喂？
是我。我喉咙发紧，声音有点哑。
她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，哦，是你啊，有事吗？
我说没什么事，就是想跟你说几句话。
她又沉默了，然后说，你说吧。
我张了张嘴，发现之前想好的那些话，到了嘴边全忘了。我握着电话，在安静的屋子里站着，半天才憋出一句话。
我说，当年的事，我不怪你了。
那边传来一声很轻的呼吸声，像是松了一口气，又像是在忍着什么。
她说，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
我说嗯，就是忽然想说了。
她又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你腿好点了吗？
我说还行，不干重活没事。
她说那就好。
然后我们都没说话了。安静了大概有十几秒，她说，闺女还好吗？
我说挺好的，上高中了，成绩在班里前十。
她说我知道，她有时候会给我打电话。
这个我倒不知道。闺女从来没跟我说过她跟她妈联系的事。我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，但也没说什么。
我说那就行，你多关心关心她，她大了，有心事了，有时候不愿意跟我说。
她说嗯，我尽量。
又安静了几秒，她说，还有事吗？我这边有点忙。
我说没事了，你忙吧。
她说那我挂了。
我说好。
电话挂断了。我拿着手机在屋里站了很久，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，就是堵了五年的那团东西，好像散了一点。
那之后，我继续在医院里干陪护的活儿。经过了孙桂兰这件事，我发现自己对这活儿有了不一样的理解。以前我觉得这就是一份挣钱养家的工作，可现在我觉得，这里面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。
陪护陪的不光是病人的身体，还有病人心里的那些事。有时候他们需要一个能听他们说话的人，一个跟他们没有利害关系的外人，可以放心地把心里话说出来。而我就成了那个人。
我发现很多病人到了最后那段时间，其实心里都清楚自己时日不多了。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多么高明的医术，不是多么贵的药，而是有人能听他们把想说的话说完，帮他们把想做的事情做了。可偏偏最亲近的人往往做不到这一点，因为家属太难过，太害怕，本能地回避这些话题，每次都打断病人，说你别想那么多，会好起来的。病人家属是好心，可他们不知道，这句话把病人最后开口的机会给堵上了。
我见过一个老头，胃癌晚期，住院住了两个多月。他儿子特别孝顺，天天来医院送饭，陪他说话，可他每次一说到后事的安排，他儿子就急了，说爸你说什么呢，你肯定能好，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老头就只能把话咽回去，叹口气不说了。
后来有一天，他儿子临时有事出去了，老头拉着我的手说，小赵你帮我记着，我存折放在老房子的床头柜底下，密码是我孙子的生日，等我走了你告诉我儿子。我说行，我记住了。老头又说，你别现在就告诉他，等我不在了再告诉他。然后他又交代了几件事，都是些零碎的事情，什么院子里那棵枣树该修剪了，什么欠老张家的三百块钱别忘了还，什么过年的时候记得给他老伴烧点纸。我一条一条记下来，打算等他儿子回来转交给他。
那老头走的那天，他儿子在走廊里哭得站都站不住。我把他拉到一边，把记的那些事情告诉他。他听完愣了很久，然后哭得更厉害了，说爸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，你早点说我就能帮你去办了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想你爸多少次想跟你说，是你不让他说啊。
这种事情见得多了，我就开始想我自己。我这辈子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？有没有什么人是我到死都想见一面的？有没有什么话是我到死都想说出来的？
我想了又想，发现还真不少。
除了跟前妻把话说开了，还有我那个跑了多年没联系的老父亲。我小时候他跟我妈离婚，一走就是三十年，音讯全无。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是死是活。要说我心里不惦记那是假的，毕竟那是我亲爹。可我从来没去找过他，也不知道该不该去找。
还有我闺女。我想看着她考上大学，看着她找份好工作，看着她嫁个好人家。可这些都是以后的事，不是我现在能控制的。我能做的，就是在我还活着的时候，多陪陪她，多跟她说话，让她知道她爸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心里头装着她。
想了这些以后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我把我这辈子放不下的事情列了一个清单，一件一件去处理。就像孙桂兰写的那六件事一样，我也要把我的人生捋顺了。
第一件事，我跟前妻把话说开了，虽然没有复合的可能，但至少心里头不堵着了。第二件事，我去找了我爹。这件事费了好大功夫，最后通过老家的亲戚打听到，他在湖北一个县城里，又重新成了家，有了孩子。我没有去打扰他，只是远远地看了他一眼。他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但看起来过得还行。看过以后，我心里头那一块好像就放下了，不再惦记了。
第三件事，我开始每天给闺女打电话，哪怕只是说几句话，问问她吃了什么，学习怎么样，天冷了有没有加衣服。闺女一开始还嫌我啰嗦，后来慢慢习惯了，有时候还会主动给我打电话，跟我说学校的事，说她喜欢的那个男生怎么样怎么样。我听着，心里头热乎乎的。
第四件事，我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，万一哪天我出了事，闺女上学和生活都有个保障。虽然钱不多，但至少不会给她添负担。
这些事一件一件做完以后，我感觉整个人轻松了很多。那种感觉怎么说呢，就像是你背着一个很重的包袱走了很久很久，忽然有一天你把包袱放下了，整个人都轻了。
后来我又接了一个活儿，照顾一个肝硬化的大姐，姓陈，五十出头。陈大姐的情况跟孙桂兰很不一样，她脾气不太好，动不动就发火，骂护士，骂护工，骂她老公。我刚去的那两天没少挨她骂，一会儿嫌水太烫，一会儿嫌饭太硬，一会儿嫌我走路声音太大。我都忍着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
后来有一天晚上，陈大姐忽然不骂人了。她靠在床上看着窗外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。我试探着问她要不要喝水，她摇摇头。过了一会儿她自己开口了，说小赵，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很失败？
我说您别这么说，谁没有个不顺心的时候呢。
陈大姐叹了口气，开始跟我说她的事。原来她年轻时候是个裁缝，手艺特别好，在镇上开了个裁缝铺，生意红火得很。后来嫁了人，老公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对她挺好，但没什么本事，挣不到钱。她不甘心，就自己出去闯，做小生意，跑运输，啥都干过。挣了点钱，但脾气也磨出来了，变得又硬又倔，跟谁都处不好。她老公跟她过了大半辈子，到后来都不怎么跟她说话了，儿子也在外地上班，一年回来不了两次。
她说，我现在躺在这儿，想想我这一辈子，挣了钱又怎么样呢？把钱都给儿子买了房子，可他连个电话都不怎么打。我老公天天来送饭，可我以前天天骂他没出息。你说我是不是把日子过反了？
我听了以后，想了想说，大姐，日子没反，现在您不是明白过来了吗。明白过来了就还来得及。
陈大姐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来得及吗？医生说我可能就剩一两个月了。
我说那也来得及。一两个月能做很多事情，能说的话能说完，能做的事能做完。
陈大姐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说小赵你这个人说话有意思，不像个陪护，倒像个说书的。
我也笑了，说我就是个陪护，就是见过的病人多了，有点感触。
那天以后，陈大姐真的变了。她不再骂人了，对她老公的态度也软下来了。有一天她老公送饭来，她居然说了一声谢谢，把她老公吓得手里的饭盒差点掉了。还有一天她让我帮她拨通儿子的电话，母子俩说了半个多小时，挂了电话陈大姐哭了一场，但哭完了以后脸上的表情是松快的。
陈大姐最后走得也还算安详。虽然比不上孙桂兰那么平静，但至少她脸上没有那种拧巴的表情了。她走的时候她老公守在旁边，握着她的手，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着。我在旁边看着，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圆满。
送走陈大姐以后，表叔找到我，说有个活儿问我要不要接。我说什么活儿。他说有个老太太，七十多，脑梗后遗症，瘫在床上不能动，家里人不愿意照顾，想找个长期陪护，一个月给六千块，管吃住。
我犹豫了一下，一个月六千，比我打零工稳定多了。可长期陪护意味着我要住到人家家里去，闺女周末回来就没人管了。我跟表叔说要考虑考虑。
回到家我给闺女打电话，说了这个事。闺女说爸你别管我，我周末可以在学校待着，学校图书馆周末也开。我说那你怎么吃饭？她说学校食堂周末也有饭，饿不着。我知道闺女是怕我为难，故意这么说的。我心里头酸酸的，觉得对不起她。
后来我还是没接那个活儿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觉得我不能为了挣钱就把闺女一个人扔下。她还小，需要有个人在家里等她。虽然我只能周末陪她两天，但那两天对她来说很重要，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
表叔不理解，说一个月六千你都不干，你是不是傻。我说算了吧，钱是挣不完的，闺女就一个。
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原因没说。干陪护这行干久了，我越来越觉得，人这一辈子最值钱的不是钱，是那些能让你走得安详的东西。那些东西说起来也简单，就是把该说的话说了，该做的事做了，该放下的放下了。我不想为了多挣点钱，把自己搞得很累很焦虑，到头来该陪闺女的时间没陪到，该过的日子没过好。那我死的时候脸上肯定也是拧巴的。
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个事。前几天我在医院走廊里抽烟的时候，碰见了一个以前照顾过的病人家属。她问我最近还干陪护吗，我说干啊，不干这个我也不会别的。她忽然问我，说你见过那么多病人，你觉得人活着到底图个什么？
我当时没回答上来。回到家想了很久，我觉得人活着图的大概就是两个字：踏实。心里踏实了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孙桂兰为什么走得那么安详，因为她心里踏实。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尽力了，该做的事做完了，该交代的交代清楚了，没有什么放不下的。心里踏实了，死就不可怕了。
我现在还不能说心里完全踏实了。毕竟闺女还小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很多责任要担。但比起三年前刚干陪护那会儿，我心里头已经顺畅多了。以前好多堵着的事情，一件一件都处理了，整个人都轻快了不少。
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明天我就死了，我会不会走得安详？想了半天，觉得应该会比三年前好很多，但可能还达不到孙桂兰那种境界。毕竟我还想看着闺女考上大学，看着她结婚生子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念想，也是我放不下的东西。
不过也没关系，我还有时间。我今年才四十二，不出意外的话还能活好几十年呢。在这几十年里，我要好好过每一天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，该做的事都做了，该放下的都放下。等到哪天真的要走的时候，我也能像孙桂兰一样，脸上带着笑，安安静静地走。
最后说一句题外话。如果有人问我，陪床三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，我会告诉他，我学会了怎么活着。听起来有点矫情，但这是真的。看着那么多人在我面前走完最后一程，我慢慢地明白了，人这一辈子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，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人。所有的坎都会过去，所有的牵挂到最后都会有个交代。重要的是，在活着的时候，别给自己留太多遗憾。
你看孙桂兰，一个农村老太太，没读过什么书，也不懂什么大道理。可她把人生这回事想得明明白白的。她在最后的几个月里，把该做的事一件一件做完，该说的话一句一句说清楚，然后安安心心地走了。这样的人，不管活了多少岁，都算没白活。
我现在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我闺女能好好的。等她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不需要我操心了，我的人生清单上最后一项就算打上勾了。到那时候，我这辈子就真的没什么遗憾了。
那一天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我会好好地活着，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。不是为了什么大道理，就是想让自己走的时候，脸上能带着笑。
这就是我在医院陪床三年，发现的规律和学到的东西。说起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我觉得，这大概是这世上最要紧的事了。
作者声明：内容存在故事情节，虚拟演绎成分，请认真甄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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